中国知名产业地产品牌大盘点产业地产是围绕微笑曲线，构建产业价值链一体化的平台，以产业为依托，地产为载体，实现土地的整体开发与运营，可被细分为产业园区、孵化器、特色小镇等模式。产业地产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据统计，国内排名前20的房企，目前一半以上涉足产业地产，包括万科、绿地、富力、碧桂园、世茂、招商、绿城、保利、金地等，都成立专职部门，打造利润增长的新板块。但政策的指向、盈利模式的不同、产业打造能力的欠缺，品牌房企转型产业地产一直并未有特别成功的案例。

　　产业发展服务主要是产业定位、产业规划、城市规划、招商引资、投资服务。一个好的产业地产项目不仅能满足政府对于拉动地方经济、吸引外来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提高财政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的诉求。同时也满足了开发企业深入政企合作、吸收地方政策优惠、多元盈利的经营需求。

　　作为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产业地产虽然具备长期增值功能，但由于产业地产的客户是企业和政府，产品标准更高。产业地产商要有足够的成功开发经验并要能够获得政府信任以保证沟通、执行、落地。毕竟委托开发对于政府而言，机会与风险并存。所以产业地产开发难度更大，且涉及融资、开发、服务、招商、产业培育、税收等更为复杂困难的工作，要干好很难。所以目前国内还是以老牌的产业地产企业为主力军，且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园区，老牌的产业地产企业还是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色。

　　那么国内究竟有哪些知名产业地产商？各家产业地产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和不足又是如何？本文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本文仅从公开资料中搜集并列举目前国内较为知名、受到政府信任且具有较强开发运维实力的产业地产商，并不涉及排名先后。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8年，是中国领先的产业地产运营商。目前拥有员工超25000名，总资产超3360亿元。其主要接受合作区域政府的委托，在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城市运营六大领域，为区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区域，其除了继续巩固京津冀区域，还积极布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项目遍布北京、河北等全球70余个区域。其与固安县政府共同探索的PPP模式、安高新区、溧水区产业地产项目多次获得国家认可。

　　华夏幸福的核心产业地产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以产业撬动地产、以地产培养产业的“产业新城”PPP闭环封装模式，其本质是以往土地财政框架下政府平台公司片区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市场化变种与优化。在这个模式下，资本力是其核心武器之一。通过资本平台搭建与运作能力，把产业新城这个极度非标的业务做成成本越来越低、各路资本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投资产品——这是华夏幸福资本力的真正核心所在。目前华夏幸福已在中部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破冰落子，重点打造迎合国家政策热点的产业小镇，成功抢单PPP资产证券化。

　　然纵观华夏幸福近几年的全国扩张，在运营产业新城的城市选择上却始终遵循着环核心城市布局都市圈的原则。京津冀区域的固安与香河，都位于环北京都市圈。进入长三角之后，也在上海之外的江浙皖选择了杭州、南京、合肥等强二线城市。可见，华夏幸福在走出京津冀之后，全国范围内成功扩张的主体还是局限于与大城市距离较近的二线城市。

　　首先，就目前而言，华夏PPP产业地产模式还得依托于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且自身投入力度和招商水平不足的区域。但当华夏幸福扩张到长三角这些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之时，譬如上海与深圳周边，当地政府机制灵活，产业招商能力并不亚于华夏，从而导致了华夏幸福在当地的价值增长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是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唯一一家以产业地产园区投资、开发与经营和园区相关配套服务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临港集团因港而生、因港而兴。集团毗邻上海航空港，背靠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中国开始在上海建设国家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陆域面积最大的洋山保税港区就位于临港集团开发范畴。

　　临港集团是上海最大的产业地产园区开发企业，目前已建成了以新能源装备、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汽车、工程机械、航空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基地。临港集团起步的漕河泾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已发展成为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发展速度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开发区之一，在全国开发区建设中发挥着“排头兵”和“领头羊”作用。

　　作为上海唯一市属的产业地产平台公司，在整个产业地产行业绝无仅有的同时拥有两个成熟产业地产品牌——临港和漕河泾，以及完整涵盖了一级、二级、管理输出、城市更新和海外创新这两重三轻的五张园区名片。具有很强战略驱动属性，能够在既有战略定位之下坚决地推进，是一家难得的头脑清晰，从顶层设计和落地细节上都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产业地产国企。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心区的重要上市开发主体，张江高科迎来了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即：科创中心建设给张江高科转型发展提出了新使命；双自联动给张江高科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给张江高科转型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张江高科正以科技投行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着力打造新型产业地产营运商、面向未来高科技产业整合商和科技金融集成服务商。努力寻求产业地产和产业投资业务有机融合、协同发展，并对接资本市场进行价值发现。为此，张江高科正积极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实施离岸创新、全球孵化、产业并购、张江整合的战略思想，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圈，努力成为国内高科技园区开发运营的领跑者和新标杆。转型3年之后，张江高科投资收益已超过地产营业利润，这在中国产业地产行业内可称得上空前。

　　两家上海本土国企——临港集团和张江高科，一直是中国产业地产建设企业中的代表，与它们近似的还有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成立于1992年，主要负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保税区及周边相关土地等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作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综合开发商，外高桥集团股份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和税收优惠的政策优势为起步点，推动外高桥保税区逐步发展成为集出口加工、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和商品展示等功能于一身的经济开放型区域。

　　不论是临港、张江高科还是外高桥，它们都是产业园区作为重要承载体助力城市与经济转型的集中缩影。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上海一直是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性政策的汇聚之地，随着区域不断开发，留给上海产业地产企业进地产开发的空间越来越少，上海对于产业园区各类擦边球式的分割销售政策也日趋严格。

　　新时代下如何由开发建设为主向管理服务为主转变，如何摆脱政策优势依赖，发挥了开发营运、产业引领、功能创新和示范带动等优势，它们的商业模式是否能够成功应用于区域扩张和异地复制，其他城市的政府领导者与产业园区建设者如何深度、理性学习其成功之处，如何避免因政策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商业模式的水土不服，是中国产业地产建设者们的重大课题。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招商局集团(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是招商局集团在国内重要的核心资产整合及业务协同平台。

　　招商蛇口创立于1979年。38年前建设开发运营的深圳蛇口片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孵化并培育了以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地产等为代表的知名企业。招商蛇口跟随招商局集团“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发复制推广“蛇口模式”产业地产建设模式，实现自贸区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叠加。

　　背靠招商局集团的整体强资源优势，除了公开市场的招拍挂之外，招商蛇口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资源是来源于其母公司或倚仗集团背景获得，这些土地往往更为“低廉”。从营收上来看，社区开发业务仍然是招商蛇口的主要利润来源，而园区开发运营、邮轮产业版块尚不是主营业务。尽管邮轮和园区业务目前来说占比较低，但这并不影响招商蛇口要打造这两个板块的决心，邮轮和园区未来将是招商蛇口获取优质土地资源的重要谈判砝码。园区的有效拓展将为社区板块提供充足的更有竞争力的土地储备，园区产业的聚集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将有效提高住宅产品的价值。

　　其行业内独树一帜的“前港-中区-后城”的产城融合城市发展和运营模式指向性明确，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新区的产业地产开发模式直指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实现了港、产、城联动，将政府、企业和各类资源协同起来，从而把城市盘活。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存在巨大的疑点。目前招商蛇口的问题仍是本埠之外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产业地产园区项目为自身背书，以及中长期要扭转房地产占比过高带来的行业诟病问题。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城市配套服务商，公司业务聚焦全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重点城市。公司核心业务包括住宅开发和物业服务。近年来，在巩固核心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围绕城市配套服务商的定位，积极拓展业务版图，进入商业开发和运营、物流仓储、冰雪度假、集中式长租公寓、养老、教育、“轨道+物业”等领域，同时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就意味着，产业地产这一类创新业务是为了辅助万科“城市配套服务商”这一战略定位而适当介入的，万科不会单纯去针对产业维度去考虑和操作一个产业地产园区，而核心是为城市做配套。

　　健康、养老、产业地产正成为恒大、万科、富力、绿地、星河控股等传统房企转型之路的选择。参与普洛斯的私有化交易成为万科2017年产业地产层面最重要的突破，在物流地产上喊出要做“全球第一”的口号，并联合顺丰等战略伙伴协同作战，以及专门发行了物流地产基金。产业地产应该归属于万科“产办体系”，而物流地产则归属于重资产的开发部分以及投资部分。从万科的风险控制、盈利要求以及过往禀赋出发，所谓的“万科产城”，不是按字面上理解的“产业新城”，更不太会冒险去尝试过于郊区的大型产业园或者一二级联动的区域开发，而是集中做城市产业方向。

　　可以说，万科的转型代表了中国传统房企转型的普遍模式。这些企业在产业地产园区建设方面依然没有跨入门槛，甚至从内部语言上也还没有跳出房地产范畴，从产业地产的维度来看，还在受既往的传统地产思维路径的束缚和影响，所谓轻重并行的产业地产建设产业线和贯穿其中的逻辑，与以往商业地产并无二致，没看出太多创新和过人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地产打造向来是个精工出细活的行业，得坐下沉下心，坦坦诚诚地面对成熟企业的采购、投资、战略运营团队和为健康发展想破脑袋的各级政府。而传统房企向来标榜着快进快出，利润导向。在国家大力提倡高质量发展而非GDP为王的今天，让广大政府如何去相信这些既没产业积累、又没成熟产业地产建设经验的传统房企确实是个世纪难题。

　　亿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是集园区开发、园区运营、工程建设、物业管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化企业。2016年中国民生投资集团成为亿达中国控股股东。自1998年开始，亿达中国先后开发和运营了大连软件园、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武汉软件新城等30余个产业地产园区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商务园区开发运营和服务管理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地产商业模式和产业优势。

　　亿达是一个典型的从产业地产开发商转向园区综合运营服务商的范本，即从重资产为核心转向轻重并举的路径。亿达的产业载体建设能力很强，产品品质很高，但轻资产业务同样能够自成体系，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强有力输出。

　　亿达中国在产业地产打造时选择进入城市和项目时格外谨慎，而且其产业地产重资产布局城市大多前期都有轻资产项目布局。创始人的离去、高层的出走、中民投的入主为亿达中国的产业地产进一步发展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民投丰富多元的业务板块，尤其是产业与资本的弹药，与后者自身的园区运营管理经验与客户资源相嫁接，有效突破了过往亿达二级开发运营的既有瓶颈，拓展了很强的战略纵深。在坚决地落实“以轻带重、以重促轻、轻重并举”之基础上，片区开发PPP、产融结合、海外业务等新空间的可能性也逐渐显露峥嵘。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24日，其前身是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启迪控股是一家依托清华大学设立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清华科技园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单位，是首批国家现代服务业示范单位。作为启迪控股的旗舰产品，清华科技园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大学科技园，园区总面积77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超过1500家。

　　启迪控股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清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以科技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实业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形成知识、信息、人才、资金等资源共有共享的创新网络，集群式服务创新、推动创新，已经形成“科技园区、科技实业、科技金融”三位一体、相互协同的业务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一支生力军。

　　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并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系出名门的启迪控股在产业资源的整合协同方面天生丽质，在全国“双创”风潮汹涌的环境里备受追捧，其也确实善于打造科技园区。但在各地也不乏产业地产落地名不副实，早期过于房地产化的诟病。如何用相应的产业地产产品品质和服务运营体系来匹配其名声，应该比飞快地扩张项目建设区域更为重要。

　　联东集团是集产业园区运营、金融投资为一体的集团化企业。产业园区运营作为主要业务板块，以联东U谷为品牌，成功进驻26个城市，园区项目数已达130多个，入驻企业超过8500家，是中国产业地产行业领军品牌。

　　这座产业地产的“黄埔军校”在培育和打造人才的近几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此外，尽管联东一直苦心营造“纯粹”的产业地产商的品牌形象，但纵观其发展模式，销售优势强于运营优势，传统地产开发商的色彩依然十分浓重。业内人士认为，其“拿地-建设-销售”的开发模式与传统的住宅开发模式非常相似。而相比之下，联东集团在产业的引导与培育方面则表现得相对弱势，其开发商角色往往盖过其产业运营能力，表现得过于浓重；这也同时导致了其园区运维服务不够到位和对其产业打造支撑能力尚未成熟的质疑。

　　从艰难摸索到过度乐观，从失误频频再到理性回归，联东如今已经迈入第四个发展阶段：不再追求要做的不再是快速的拓展，而是控制速度，谨慎发展，从量变转为质变，一方面适度做二线增量，一方面探索做一线存量，并将重心逐渐转移到赚取服务的增量上，在投资、金融、平台类的收益上做文章，前提是要做好运营服务和生态平台。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创立于1990年，是立足苏州发展的国有企业集团。成立27年来，不断提升苏州高新区的城乡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益于苏州的发展繁荣，苏高新集团也逐步成长为综合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

　　经过多年发展，苏高新集团确立了以城建为核心主业，金融为核心能力，置地和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务涵盖：片区一级开发、教育医疗体育等设施代建、水务、物业、精品住宅、写字楼、商业综合体、主题产业园区、股权和债券投资等，为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但随着大面积的土地基础开发结束，苏高新集团的任务完成，它需要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先后开发了荷澜庭等住宅项目；同时也尝试走出去。常州溧阳的苏高新南大新兴产业园和张家港的环保产业园就是苏高新的两个走出去项目。但无论如何，苏州的新城开发模式已很难复制。20多年前，苏州能够凭借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但现在这一转移的红利已不复存在。

　　人事调整之后的苏高新集团正在重新上路，提出了“回归本源”的战略思想。在对此前不算成功的“走出去”反思之后，其发现苏州本身依然大有文章可做。处于调整、梳理和摸索期的苏高新集团在既有产业做强做精的基础上，也在探讨城市更新和特色小镇的方，如果在顶层设计和落地执行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的话，未尝不能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

　　中业慧谷集团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南京，中国产业地产十强，是一家涉足产业地产，体育，健康等多个领域的集团化企业，先后在淮安、镇江、徐州等地投资运营了一系列省级、国家级科技产业园，是目前江苏省最大的民营产业地产商，是中国产业地产从刚性发展转向柔性发展趋势的重要代表。

　　中业慧谷集团项目选址标准明确，就是深耕自己熟悉的江苏市场，选择有条件的扩张。其进军的昆山、淮安、镇江、徐州、扬州、泰州等地，都是传统产业地产商眼中并不适宜进行产业园区开发的城市，从人口承载量、产业聚集度、市场开放等方面都与一二线城市差距巨大。不过中业慧谷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蓝海”，通过因地制宜的产业培育，满足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诉求，通过与政府平台公司股权合作、PPP 模式等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关系绑定，开发不同层次、不同业态的产业园区，打造当地产业风向标。

　　相比外来企业，作为江苏本土企业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坚持区域深耕的中业慧谷在本地资源导入和整合中得心应手，也更加适应本地的市场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其善于利用自身本土化企业优势，整合外来企业与资本与江苏本土政府资源，共同打造区域开发与园区开发产品。通过在江苏省内不同地级市间开发新项目、产业培育，满足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诉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政企合作模式。近几年，其为产业地产开发搭建了一套包含产业基金、孵化平台、轻资产服务平台、特色小镇的完整产品线，并在瑞士沃州、以色列特拉维夫、德国慕尼黑、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地进行海外产业布局，极大提高了地方政府与中业慧谷的合作意愿。

　　因为在集团业务中一直保留实体制造业版块，所以中业慧谷是比较了解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产业地产开发企业。目前江苏区域产业政策富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宁镇扬一体化、南京都市圈等多项利好政策重叠，将极大地有利于中业慧谷特色小镇、产业园区、创服平台等业务的打造。但也要注意到的是，其专注于江苏，虽避免了文化与经济上的“水土不服”，但在产业扶持政策不那么完善的省市区域，中业慧谷能否不拘泥于复制已有园区的成功，根据不同城市的资源成功打造主导产业和开发方式，尚需拭目以待。

　　天安数码城成立于1990年，总部位于广东深圳，在全国11个城市开发、运营和管理14座园区，以珠三角为重点，覆盖长三角、环渤海和西南经济圈，总运营面积超过1600万平方米。如今，天安数码城已成为集产业、商务、交流和生活于一体的企业圈和生活圈，并创造性地将园区分为城市型产业园、生态型产业园以及主题产业园，用多元复合功能构筑产业园区特有的社会体系，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不可否认，天安数码城20余年产业地产的经验积累非同小可，就其对产业的理解、对产品的打造和其丰富的服务体系而言，这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产业地产企业。但近年来天安数码城集团因股权、股东同业竞争问题经历了较大的人事震动并导致业绩下滑。股权之争的巨大动荡，让天安数码城大伤元气，甚至有退出产业地产一些梯队的危险。

　　虽然其的确在力图“变轻、创新、转型”，希望重塑造在产业地产的地位。但就目前来看，这些创新方向“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有些更是流于表面，很难深入和持续下去，也很少得到股东层面的支持，其真实效果依然有待观察。尤其是天安数码城集团内官僚体系开始潜滋暗长，管理结构上迅速形成“夹心层”，这是导致精英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内因。2018年3月，天安数码城董事长李可携高管团队“塌方式离职”，更是让天安数码城的重塑蒙上了一层阴影。

　　武汉光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名称为中电光谷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光谷，公司组建于2004年，是香港联交所第一家主板上市的产业地产园区运营集团。第一大股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骨干企业）。集团主要业务为产业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专业管理与服务、物业管理等。

　　目前，中电光谷已在全国26个城市开发运营各类主题产业园30多个，运营面积2000万平方米。拥有软件园、信息港等不同类型产业地产园区产品线体系。并组建多支产业投资基金，完成近50家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形成以物联网、北斗应用、文创、军民融合为特色的产业地产生态。

　　光谷联合发家于武汉市都市圈建设。2015年光谷联合与中国电子联合公布。交易完成后，中国电子持有光谷联合31.9%股本，超过黄立平，成为光谷联合第一大股东，从而获得了很强的央企背书和资源撬动效应。中电光谷引入中国电子后，业绩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电子陆续将旗下的部分业务资产注入到该公司产业地产板块中，扩充该公司的业务领域。在业务上，除了重点发展产业园区开发核心业务外，周边具有互补性质业务也在协同发展。2017年中电光谷各项业务发展明显加快，丰厚的土地储备仍可助推其产业地产方向业绩进一步爆发。

　　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是集多元产业于一体的环首都新型城镇化优质运营商，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力军，旗下产业位列全国房地产开发50强、产业地产15强、商贸10强，隆基泰和已成为估值超千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隆基泰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全方位的创建城市新生态，提供包括住宅开发、城市功能区提升、产业园区创新发展模式、文化旅游等在内的城市区域发展整体配套解决方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新型城镇化”两大时代背景下，走出了具有隆基泰和特色的发展之路。隆基泰和已实现白洋淀芦乡生态世界、保定东湖、高碑店东部新城、涿州中关村和谷创新产业园、白沟和道国际、保定未来石、邯郸隆基泰和广场、承德隆基泰和广场等项目的成功落地。

　　2017年中旬，隆基泰和拟以151亿元借壳通达动力上市，但年底通达动力公告称，根据目前市场环境，综合考虑各方面相关因素，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各方反复沟通、认真考虑，一致决定在当前阶段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这也意味着，隆基泰和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隆基泰和置业”）借壳上市事宜宣告终止。隆基泰和置业2017至2019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59亿元，年均约为19.67亿元；若业绩承诺期延续至2020年，2017至2020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89亿元，年均约为22.25亿元。而隆基泰和置业2014年至2016年年均净利润仅为8亿元，在以上因素影响下，隆基泰和置业逆行业整体概况大幅提高利润预测，其合理性何在、如何保证高额业绩的实现尚需拭目以待。

　　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始创于1995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园区PPP模式的先行者，是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是以产业升级服务、园区运营和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业务的产业地产市镇综合发展商。

　　宏泰模式与华夏模式被并称为“廊坊模式”，也就是在早期弱势政府谈判中获得长期委托运营合同，代行相当一部分的政府职能，注重于产城一体，并从整个链条各个环节中获得赢利点，无论是一级开发、土地收入、二级开发收入以及后期的持续性增值收入等。在地方政府财力短缺的情况下垫资开发，可以从后期地方逐渐成熟的红利中分得收入。包括以地方政府在产业地产土地出让的部分款项为基准计算出的一次性费用收入、产业市镇居民与企业税项为计算基准的收入、招商服务的收入以及后期商住项目二级开发的收入等。

　　这种模式与华夏幸福十分相似，但这种模式的对外复制也与华夏幸福一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隐患。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蓬勃红利，廊坊龙河高新区大本营的持续收获期让宏泰能够好整以暇地丰满羽翼。事实上，近年来，宏泰发展也开启了扩张模式，目前，已有河北廊坊、石家庄、张家口、安徽滁州、湖北鄂州等7座城市投资建设的10个产业市镇园区，规划面积约150平方公里。但也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宏泰发展的收益大部分仍来自于大本营河北廊坊龙河高新区，其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较深，业绩存在“看天吃饭”的不可控性。提高风险抵抗能力还必须要走出去，拓展园区版图，丰富业务结构。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成立初期，即代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担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内首个15平方公里的土地储备、招商引资、物业管理等全过程开发任务，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聚集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国有上市园区平台中真正以市场化方式走出去，并且在园区运营服务、产业研究、产业投资都有实实在在的落地动作——国内兼有这两点的只有东湖高新一家。而其背后湖北联发投集团的全力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驱动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东湖高新这条创新之路能够走多远。

　　近年来，在经历了大股东变更、业务结构调整、企业理念创新等一系列调整后，这家老牌国企正掀起一场打造产业地产研究、产业导入、产业服务、产业投资这一园区营运闭环的“青春风暴”。东湖高新的模式创新有很多对标在转型之路上领跑的张江高科的成分。但同时，与民营同行们相比，其创新依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度与体制牵绊，如同“戴着镣铐跳舞”。在产业投资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时刻悬在头顶，也使东湖高新错失一些投资机会；在异地拓展中，无论是重资产开发还是轻资产试水，一些政府与政策层面的障碍与瓶颈也是如影随形，距离摸索出异地复制成功经验仍相距甚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